童年秘密档案馆的家档秘密

　　“我知道妈妈在电视遥控器上放了头发。”

　　“我的案馆玩具是外婆的药盒。”

　　“我想向被我扇过耳光的藏满同学道歉。”

　　“我无意间翻到了一张纸质旧旧的每个秘密领养证明。”

　　一页一页。人童孩子们的家档心事从未如此靠近。它们被写在几千张档案纸上，案馆安放在一个叫作童年秘密档案馆的藏满房子里。写下秘密的每个秘密人，既有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人童老者，也有2019年出生的家档孩子。

　　无论秘密曾令人窃喜、案馆不安，藏满还是每个秘密羞耻、愤怒，人童童年秘密档案馆的创始人胡燕子都将它们展陈出来，照以柔和明亮的灯光，供人翻阅，但不允许拍照。

　　为了能触摸纸页上的字迹与泪痕，胡燕子没有塑封纸张，只是一张一张简单叠放着，每10年归一档。

　　曾经的孩子、现在的孩子，快乐的孩子、难过的孩子，都能在这里找到同伴。

　　他们将自己的心事东躲西藏，到头来发现，原来没有什么秘密是独特的。对无助的孩子而言，这是最大的安慰，是秘密之间的相互拥抱。

　　秘密录入室里放着一罐彩色糖果，标签上写着：“甜的，糖，想吃可以拿。”馆长郜洁从来不主动打探什么，当访客步入那个小屋，她只是静静地坐在外面，等待听到糖纸被剥开的一声脆响。

　　“这是一个什么地方”

　　档案馆30平方米，挨着成都市玉林路的一个社区小广场，免费开放。

　　一个8岁的小女孩跑进来，说这儿太“暗”，没有童年的感觉——没有滑梯，没有木马，只有白墙、黑字、桌椅和档案架。不止一个人来问：这里是不是自习室？

　　作为一个有10年策展经验的艺术家，胡燕子当然考虑过颜色。只是档案里的秘密各异：“小时候的时光是金色的。”“童年是蓝色的。”“童年的天空是灰色的。”没有一个颜色能概括所有的童年，她只有退回黑和白——这在设计上被称为“没有颜色”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她不想让色彩和元素拉走访客的注意力，而是回到白纸黑字的档案上，看人。

　　整间档案馆，她最在意台灯。每次走进馆里，她都要来回调整，使它照在白色桌面上时，恰好有个圆形光圈落在正中央。

　　灯光会引导人的视觉：你可以排除干扰，在这个范围内阅读。

　　阅读秘密，这很重要。如果不是抱着这样的想法，胡燕子不会让这个无法盈利的空间存续两年之久。

　　2019年，她只是应邀参加了一个以“童年的秘密”为主题的儿童艺术展。她以关注普通人叙事的艺术方法，在成都的不同社区收集了近2000份童年的秘密，进行创作、展出。

　　但当3个月的展览临近尾声时，胡燕子越来越焦虑。她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这些秘密。不同于她以往做过的200多场展览，这不是由个人创作的一幅画、一张摄影作品，展览结束就可以放在墙角。“它们向我展开了这么多不同的处境，我要装作没看见吗？”她犹豫不定。

　　展览期间，由她担任艺术顾问的社会组织解救了一个要寻短见的女孩。女孩在童年时因为被性侵，留下了很深的心理伤痕。胡燕子想起那些童年秘密里也有同样的遭遇。

　　“这些人都还活着，还有人勇敢地走入了婚姻、生了孩子。”她说，“我在想如果她在作出(自杀)这个决定之前，能在某个地方看到我们的档案，是不是就会意识到，她不是世界上唯一的，档案里的其他人都在坚强地活着，她不孤独”。

　　这件事让她坚定：秘密档案应该成为一个真的档案馆，应当常态化，让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普通人能够方便到访，从这里获得疗愈，最好还有求助路径。

　　艺术展后，胡燕子争取到了一块会议室大小的临时展览空间。直到2022年，受成都市玉林东路社区邀请，档案馆成为儿童友好主题社区下的常态化空间。它临街而设，使用大面积的玻璃橱窗，向所有人敞开。

　　一个婆婆送来板栗，问这里是不是大家都可以进来，然后热情地拉起了家常。有老人来当整理档案的志愿者，也有老人看过档案，说这很好，“把我们那个年代的事记录下来了”。

　　一位西南民族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生来这儿做毕业论文。在她看来，这是成都第一个将儿童作为议题的社区艺术案例，是用艺术解决社会问题。

　　也有人在这儿，什么也不干。几个孩子骑着单车进来，碾了一圈就走，馆长费了好大劲才把地上的车辙擦干净。有位爸爸带着儿子来馆内找猫，没看到猫便走了。有位女士想让父亲待在馆里避风等待孙女下课。

　　这里每日开馆8小时，周内每日访客量大约是10人，周末才稍多些。档案馆除了100多位志愿者，只有馆长，没有工作人员——胡燕子只付得起一个人的工资。档案馆一年的基础运营成本是10万元，她要花三分之二的精力去别的项目上挣钱。

　　档案馆新来的馆长郜洁，给秘密录入室里放了一盆毛线制成的黄色小花。在胡燕子起初的风格设计中，这是不被允许的色彩。但她认同郜洁“关照人”的用心。

　　郜洁发现，当她压低声音、轻柔地做导览时，来访者也会小声走路、讨论和翻看，整个空间就变得温柔、认真。而当馆里空无一人，访客的状态会更轻松，因此她有时坐在外面办公。

　　她特意给档案馆的门口挂了一个铃铛，有人走入，会叮铃作响，像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。

　　白纸会说“没关系”

　　一个女生从秘密录入室里走出来，到档案阅读区，翻看了几页档案。

　　她转身问当天的志愿馆长刘洁旖：“我能不能把刚才的档案取出来？”

　　“她说自己写了不太好的事。”刘洁旖不确定她是不是看到了一些幸福的秘密。她安慰道：“没事儿，写什么都是可以的。”

　　童年秘密档案馆不限定“什么是秘密”，也不限定“童年”的年龄范围。在这里，什么样的经历与想法都不足为奇。

　　一个生于1996年的小孩的秘密是从来没见过妈妈，另一个生于2008年的小孩也没见过。有个2004年出生的孩子在纸上问：“留守儿童算秘密吗？但我小时候并不觉得如何，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爸爸妈妈。”

　　在家里翻出了领养证明的孩子，总是感到自卑、敏感、多疑，“为何我一出生就被抛弃呢？”如果他能看到另一个秘密里同样关于“自卑、不如别人、敏感”的领养困扰，或许就知道这不是自己的问题。

　　秘密会告诉来访者，有1978年生的孩子给讨厌的老师凳子上放了钉子，有1996年生的孩子抽空了幼儿园园长的凳子。

　　一个80后说他孤立过村里的小朋友。比他小20岁的孩子也坦言，小学曾经是霸凌别人的“坏人”。

　　和同伴把尿装在水枪里，去喷另一个“讨厌的小孩”——有的孩子后知后觉：“当时就觉得好玩，后来知道这属于霸凌，挺过分的，我还是感到非常的不对。”

　　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王海英教授认为，秘密是社会互动的结果，不是个人独自的建构。它所带来的紧张感，也只有在公开的那一刻才能得到缓解。

　　这里搭建了一个安全的“树洞”。如一位访客说，“秘密总是害怕受到伤害与不理解，但是白纸告诉她没关系”。

　　有人冲进来写完一张档案就走。也有人犹豫、徘徊，直到把深埋已久的话写出来，坐在那里看着，静静地流泪。“我竟然写出来了。”一位访客说。很多人觉得，把秘密投入档案箱时很舒服。

　　一个被欺负却从来不敢向家人诉说的“乖孩子”也拿起了笔：“他们不懂体谅以及关心人，总是在责怪我的胆小怕事。长期以来，导致我的性格内向，对于情感，对于别人，很少信任，现在我在慢慢走出以往的经历。”他一笔一画地写道：“看到这里的人，希望你能感同身受。”

　　有人阅读到这份档案时，伸手摸了摸“感同身受”这4个字。

　　有人觉得看了别人的秘密，自己也应该写下秘密作为“回礼”。“我们常把交换秘密作为关系升温、拉近距离的方式，这说明秘密也不是所有都得藏起来对吗？”一位访客留言。

　　去重庆外出展览时，胡燕子联合艺术家赵雪彤把许多秘密画了出来。她们收集了重庆当地小孩穿旧的衣服，把这些秘密的形象包裹起来，做成了柔软的布偶，让它们被所有人触摸、拥抱。

　　当秘密经过反复书写，如档案馆的志愿者梁馨予所说，便从无法言说的、带着一定程度羞耻感的存在，变成了能被理解的事实或者议题。

　　从去年开始，童年秘密档案馆举办“档案馆之夜”系列活动，用微小但持续不断的力量去关照儿童。狱警、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者、应用心理学研究会会长、法律从业者、社会工作者和孩子、家长们曾经围坐在这里，讨论“罪案中的童年”。

　　在这场持续了4个小时的讨论中，有人说：“儿童的特性并非为天使或者恶魔，他们只是原始而敏感。”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提出，现代儿童观的应有之义，是要舍弃建构天真无邪的儿童，尊重儿童的主体性。

　　一个小小的世界

　　在以成人为主导的世界里，一个真正的秘密是：孩子们有自己和这个世界相处的方法，只是常常不被在意而已。

　　一个孩子不小心吞下了几颗西瓜籽。为了避免它在肚子里生根发芽，她吓得好几天没有喝水，“快要被渴死了”。

　　一个女孩弄丢了她的娃娃，很难过，却不敢哭。直到40岁，她写下：“因为怕被人发现我把(她)当活的这个秘密。”

　　对灵异事件感兴趣的孩子曾经“被嘲笑过”，被告知“那是假的”。但长大后他发现，这是“乏味生活中少有能让我心动的乐趣”。这也是另一个孩子的想法：“小时候我总是弄不懂一些问题，一直弄不懂，但总是很快乐。”

　　在VCD、电视机和电脑把孩子引入室内之前，大量的童年秘密与自然有关，记录着他们探索这个陌生世界的行动——把蜂刺拔了，舔一下蜜蜂的屁股，或许能喝到蜂蜜。抓着鸭子给它喂盐，就能吃到咸鸭蛋吧。地上跑来跑去的蚂蚁，吃一只才知道“有点酸”。

　　生活在“深山农村”的孩子经常会想“世界上的鬼神问题”，既害怕“它们”伤害自己，又期待“它们”能力强大而能实现自己的愿望。

　　有个孩子摔趴在地上，看见了一株小苗。“锯齿状的叶子，散发出奇异的清香”，于是“据为己有”带回家，种在花盆里，长大后发现是一株野番茄。

　　看到木匠的硬币，很喜欢，虽然“没有什么用钱的时候”，但也伸出手去“据为己有”，却成为难以启齿的秘密。

　　1920年，一位法国心理学家就曾提出：幼儿对于“秘密”的发现是一项巨大的成就，它标志着幼儿“内心世界的诞生”和“自我领地的形成”。只是这领地像他们的个头一样，小得可怜。

　　有孩子在抽屉深处放了一个小小的手工口袋，装着自己“到处寻来的宝藏”：精致的小别针，画着小人儿的卡片，小泥塑……有人在档案纸上画出了自己制作“秘密柜”的折纸示意图，“这是从心里渴望拥有自己的秘密”“它是什么，不重要”。

　　现在，秘密的空间从几平方厘米扩展到了30平方米，让更多人得以进入，看到孩子们在有限的空间里生活的策略。

　　50后生在物资匮乏的时代，吃一颗糖就记一笔账，格外珍惜。在市场经济热潮中成长的80后开始学会挣糖吃，和小伙伴约好出门“做生意” ——沿铁道捡散落的废铁到回收站，卖得一毛钱。

　　“在小卖部，慎重选了一根最粗的果丹皮。”秘密的主人回味道，“回家挨了一顿暴揍，不过任何皮肉上的苦累，都无法磨灭那半根果丹皮厚重的果肉带来的美好。”

　　没有零花钱，又羡慕别的同学能买零食吃，就撬开家里的小猪存钱罐，或者从妈妈买菜的钱包里拿。有人不动声色，有人被抓后挨了一顿打。“但之后，我妈就主动给我零花钱了。”

　　有个孩子省下早饭的钱去买辣条，为此吓得好几天没睡好觉。他避开了所有人，“虽然他们都不认识我妈，但我小时候总觉得天上有一个间谍中心，每个人头上都装了一个隐形监视器”。

　　一个女孩在情书上画了一个涂了一半的爱心，告诉她喜欢的男孩：“如果你也喜欢我，请涂上另一半。”回信的消息她等了接近30年。“最近才知道，信被他烧了，怕被大人发现，所以烧了。我的青春啊。”

　　因为没有朋友，转学后的小孩为了和大家拉近关系，就把父亲收集的一些“花花绿绿的邮票”顺出来送给小伙伴。最后被父亲带着“以负荆请罪的样式挨家挨户地道歉”要了回来。

　　喜欢的东西，也可以“捡”到。20世纪70年代的孩子捡到了邻居的小猪玩具，想要，又不敢拿回家，只好放在一棵大树下，想的时候就去看一眼。后来还是还了回去。20世纪80年代的孩子捡了伙伴掉的5元钱，害得对方“被妈妈揍”，自己也因为说不清钱的来由“险些被揍”。

　　为了成为“好学生”，一个孩子放学后，翻窗进了老师办公室，偷偷修改了卷子的答案。他担心“分数批下来后会被家里人打骂”。有个调皮的孩子发现，老师会根据成绩好坏调整处罚的力度：打架会被体罚，但打成绩好的同学，“受到的体罚更多”。

　　为了成为“勇敢的孩子”，他们直到长大后才承认：总是逃避刷牙、喊着“书包太重”让外婆下楼接、不情愿被爸爸背在背上走夜路，其实都是因为怕黑。

　　一些孩子永远记住了帮自己保守秘密的大人：假装收到了补课费的物理老师，假装没看到雪糕袋从窗户飘下的母亲。

　　一些孩子却很难拥有秘密。他们被带到童年秘密档案馆“接受讯问”。家长催促着，反复用语言诱导，试图让孩子说出秘密。父母扒着玻璃门观望，拿着手机放大、拍摄。

　　“考上大学希望可以远离这样的管控。”一个孩子坐在里面写道，“现在我妈妈还在玻璃外面，窒息。我发誓我以后会做很多不被他们允许的事，来弥补我的现在。也许我确实会为此付出一些代价。”

　　童年不是带围墙的花园

　　一对父女来访。小女孩写下秘密，邀请爸爸也写一段。但那位爸爸说：“我没有秘密。”

　　有时候大人以为孩子“什么都不懂”。有时却会忽略，其实孩子“什么都知道”。

　　他们知道无声的爱意。一个孩子长大后仍记得，“爷爷会陪着我走很远的路去买粉色的小发夹”。沉默寡言的父亲骑自行车送儿子上学时，偶尔会把下巴放在他的头顶，坐在前座的男孩把这个动作默默记了30多年。

　　“我深知父亲的钱是开赌场挣来的，我小学不止一次因此被同学们挖苦。”一个2008年出生的孩子写道，“我痛恨我的家人，尽管他们在之前给予过我无忧无虑的生活。”

　　从巧克力里，小孩能尝出“特权的滋味”。一个1980年出生的女孩回忆，因为父亲在单位的后勤部门工作，因此得到一罐美味的巧克力。每次上学前，她都会带上一块，在同学面前享用。“想吃巧克力的同学会跟着我，向我索要，而我也是想尽办法捉弄他们，有时让他们背书或者帮我写作业，才可以得到我的一块‘赏赐’。”

　　“新童年社会学”的代表人物之一威廉姆·科萨罗认为，儿童会通过创造性地吸收、整合成人世界的信息来解决同龄人自身的问题，在这一过程中，儿童得以创建他们独特的同伴文化，并参与其中。

　　当一个老师把班上喜欢披头散发、戴夸张发夹的女孩称为“颠婆”，这样的称号会被学生口口相传。“她也似乎变成了我所憎恨的对象。”一个孩子因此用“一知半解地从大人那里听来的性知识”策划了一场恶作剧，把戴发卡的女生推向另一个男生，使他们的嘴唇相碰，以为这样就会怀孕。

　　有的父母会把孩子关在门外，再开始争吵。但家庭撕裂的声音，小孩都听得到。他们甚至知道大人不知道的事——母亲扔掉的“出轨时的测孕棒”、父亲手机里出轨对象名字里有“兰”。

　　“我希望有一天，爸爸妈妈可以一起坐下来吃饭。”一个孩子写道，“离婚后他们视对方为仇人，已经很久不见了。他们对我来说都很重要，但我不能当着妈妈的面讲，因为她会伤心”。

　　影像时代到来之后，大人的世界愈加敞开，孩子们先后从“爸爸借回来的VCD里”和“爸爸的电脑里”，第一次看到了色情片。

　　当在班里有了喜欢的女孩，1969年的孩子还“不敢说出来”，1997年的孩子趁早操溜进教室，“亲了一下她的杯子”。而2007年的孩子小学二年级就号称谈了恋爱，“还一起去美国参加了比赛”。

　　孩子们先是跟着露天电影里的战争片学做“陷阱”，又模仿《三国演义》割破手指，滴血立盟友。《古惑仔》一度使孩子们变得难以管教。看了家庭伦理剧的孩子觉得自己也可能不是亲生的。

　　一个生于1998年的孩子说，小时候最快乐的事就是去外公外婆家疯玩，长大后最不快乐的也是回外公外婆家，“因为没有Wi-Fi”。

　　童年秘密档案馆也用一样的办法吸引孩子——给墙上挂了块屏幕，播放性教育动画和有关秘密的动画。许多小孩跑来看。一个小孩看完，过几天又带弟弟来看。

　　“妈妈你看！”一个10岁的小女孩牵着妹妹，指着墙上“如何正视自己身体”的标语对妈妈说。

　　11月24日，“档案馆之夜”又邀请专业人士面向4-12岁的儿童开展了性教育儿童绘本戏剧课《我们的身体权》。

　　课上，当老师问：什么是身体权？孩子们说：“是拳头！”“是身体的全部！”“是要得到同意才能摸，不准乱摸的地方！”

　　孩子们拿着玩偶，在这里学习说“不”。

　　秘密录入室里有一张纸，上面写了10个电话，分别对应“如果你身边的未成年人需要帮助”“如果你正在面临情绪困扰”“如果你曾经或者正在面临性侵或家暴问题的困扰”等情况。

　　档案馆的第一任运营负责人卢华说，在复杂的成长环境中，比起把孩子“保护得像个瓷娃娃”，更重要的是，要让孩子学习如何在冲突中作出自己的反应。

　　不一样的童年土壤

　　现在，作为孩子的领地，童年秘密档案馆欢迎所有人进入。

　　一位50多岁的父亲专门来找自己儿子出生年份的档案。他告诉胡燕子，他20多岁的儿子是“彻底的失败者”，他们几乎无法对话。他非常困惑，想了解这一代人“究竟在想什么”。

　　35岁的胡燕子也曾追问过类似的问题：“为什么我和我父母无法对话，而我父母和他们的父母更容易实现对话？”

　　她生于河南，在一个传统的工人家庭长大，18岁离开故土求学，独自在川渝地区生活了17年。“之前跟父母相处得不是很好，他们始终觉得做艺术不挣钱，我还做的是行为艺术，简直是‘离经叛道’。”她笑着说。

　　“我开始意识到，我的父母和他们的父母生活背景比较类似，都是在老家，一种稳定的农耕生活里。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、文化背景、生产方式里，他们是更容易实现对话的。我是在快速的城市化和各种思想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，他们无法去想象我的生活，这就是隔阂存在的原因。”胡燕子认为，“土壤”很重要。

　　她希望童年秘密档案馆能给人们这样的启发：“人的童年是被社会塑造的。在一个更宏大的社会背景下定位自己，才能看到自己，找到自己的原因。”

　　过去70年来，中国社会的变迁改变了童年的处境。

　　2001年出生的孩子想为家人做饭，炒菜时不知道应该用油，就用水“炒”了一锅菜。“我超级嫌弃自己做的饭，但家人却吃得很香。”

　　但1952年立夏，一个未满6岁的男孩带着不足1岁的弟弟在家，把仅剩的大米拿出来做饭吃，却被干活归来的母亲用柴条鞭打。那是四处借来，要栽秧用的米。

　　1978年至1991年，中国增加的城市数量相当于前30年增加数的4.7倍。一个1985年出生的孩子第一次到“大城市”成都，觉得空气中有“潮湿的奶油味”。对2000年出生的孩子而言，珍贵的记忆反而是“有段时间姥姥、姥爷想回到农村种田”，才有了在“田地上、池塘中玩耍的机会”。

　　时间也改变了一些孩子的志向。一个1985年出生的孩子，“整个小学都羡慕能天天喝果珍的同学”。“我从小就立志要做生意，成为一个优秀的商人。”另一个孩子说。

　　有个孩子在租住的楼房里长大，但因为“家里穷”，“没啥家具”，因此“特别好奇别人家长啥样”。趁着邻居家小孩虚掩大门下楼去，他偷偷进去参观了他家的客厅、主卧、次卧，“还有小朋友自己一个人完整的空间”。

　　到后来，有的孩子甚至“拥有整栋房子”。他说：“其实我一个人在家待得不好，但家人都以为我待得很好。但我想，我对文学的想象也从那个时候开始了。”

　　一个2008年出生的孩子说，手机、游戏、小说、闺蜜，就像她的家人，“我会用尽全力不让他们受伤”。2011年出生的孩子想要一个能陪伴自己的机器人。

　　老人们在纸上画下的童年记忆是河流、树木与小鸟。一个生于2014年的孩子已经能画出民用航空飞机、机场和地铁的线路图。许多孩子在纸上诉说起出国读书的困扰。

　　他们来到了祖辈无法想象的大世界，却说不清空间是变得广阔还是狭窄。一个1999年出生的孩子面对档案纸，“很想写点什么”，“但是我没有童年”。“从8岁开始学奥数，举一反三、望子成龙、牛吃草问题陪伴我到12岁。然后是小升初，奥数比赛，放假是钢琴考级的时间，我坚持考到了9级。永远没有看完过1集《动画梦工场》。”

　　这样的心声在00后的档案盒里反复回响：“想不通为什么要算鸡兔同笼。”“背书，竞赛，语文，准备小升初，无休止的学习。”“我怀念(初中以前)没有负担的自己，也怀念那时年轻而富有活力的母亲。”

　　一个2010年出生的孩子许愿：“我想要一个快活的生活。”外面天气很好，一群孩子跑到了小广场上，开始学布谷鸟唱歌。

　　有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是童年秘密档案馆的常客。他总是带着问题来这里：为什么树是绿的，为什么我要上补习班……他以为这里是“童年秘密答案馆”。

　　事实上，也可以这样理解。档案馆静静地收录、观察着这些童年的秘密，正在为需要的人提供答案。

　　一些裂痕在这间屋子里慢慢弥合。成为了父母的孩子在这里反思：“昨天打了大女儿，说心里话，看到她疼的样子我比她还难受，希望我的女儿能理解妈妈的良苦用心。”

　　大人们在子女身上弥补自己曾经作为小孩的委屈。因为父亲热情招待别人家的小孩就想离家出走的孩子说：“现在想想才明白，孩子其实理解不了什么是礼数，对父母的期待就是永远把我放在第一位。现在做妈妈了，我会很注意孩子的情感和情绪需求，理解作为孩子的‘自私’。”

　　有个曾经被同伴欺凌的孩子写道：“希望所有和我一样的人，能勇敢说不，但也勇敢爱人。我再也当不了孩子了，但我会做一个永远温柔的大人。”

　　馆长郜洁总能听到糖纸被剥开的脆响，这里的甜味被人们分享。夏天，一个大爷说，这个空间很温暖，虽然开着空调。有个孩子在秘密里写，他每天写日记，每次的最后一句，外婆都让他写，“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”。

　　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杜佳冰文并摄 来源：中国青年报 更多精彩内容请进入社会新闻